题记: 那天，路过那栋初来北京时租住过的房子，一下子就既视感了；然后， 是铺天盖地的怀念。 失神地走进了一间咖啡厅，于是便有了那第一句: 咖啡厅不大。坐下来时，颇有种忙里偷闲的感觉。小二楼上，灯暖暖的，......

　　咖啡厅不大。坐下来时，颇有种忙里偷闲的感觉。小二楼上，灯暖暖的；窗外，飘着的是片片飞舞的雪花。

　　于是，不知怎么便想起了那个民风彪悍的故乡。

　　是的，东北民风彪悍是有名的。据母亲说，母亲怀着我时挤公交赶着去上班，上车时被彪悍的人踢下车；幸好我很顽强，没影响我跑到这世上写这些文字。而那个彪悍的人，也因此引起了众怒；据说，被送到公安局时已是鼻青脸肿了。东北民风是彪悍的，但更是善良的，嫉恶如仇的。

　　我就是在那个民风彪悍而淳朴的城市长大的；那个很久没有回去了的城市。那里有冰灯，有哈尔滨之夏，有太阳岛，有松花江，有秋林面包和红肠，有马迭尔的苏波汤和冰棍。而于我，则有更多的好的东西。

 

 

　　小的时候，每到秋季，家家户户是要储存过冬的青菜的，买时都是以百斤论。胡萝卜，青萝卜，大萝卜，会浅浅的埋在土里，要吃时则挖出来。不能太浅，否则菜会冻；也不能太深，否则挖起来会很费力。埋藏的地方是一定要记清楚的，否则冬天就没有萝卜吃了。

　　白菜和土豆，则会放在菜窖里。菜窖，是北方特有的，用于储藏过冬的蔬菜。先挖个坑，然后扩大到可供一个成人挥动锹镐。一直深挖下去，大约会有3米多深，然后向两边扩去，各挖成两个大洞。

　　完工的菜窖，是一个竖井，在底部则分成两个大洞。洞中储藏着白菜，土豆，大葱等等。在窖的旁边会立一根木棒。木棒上绑住绳的一端。绳子的另一端在窖底，拴着一个篮子。每次取菜时便爬下去，在里面将要拿上来的青菜放在篮子里，上面便可拽着绳子把菜篮子提上来。菜窖里面，会在洞壁上挖一个小坑，小坑里备着一只蜡烛，供取菜时照明用。

　　每到秋季买秋菜，便是欢乐的时候。柿子记得是几分钱一簸箕，都是沙瓤的，绝对的绿色环保。帮着把蔬菜放进菜窖，那是很有意思的游戏。而母亲也会拿几个土豆让我去烧烤。

几个小伙伴，挖个坑，把里面放上些小树枝和树叶，点燃后将土豆扔进去；一阵烟熏火撩的兴奋后，捡出黑黑的土豆，拨开皮，里面便是香香的白色。很好吃，在那时。

　　冬季是寒冷的。但有雪，还有冰。雪人，雪仗自不必说，打冰橇则是更让人欣喜的。在冰场里，飞速滑行的是冰撬上的童年。

　　必须带手套，否则手会被冻僵的。母亲用毛线织成的手套很漂亮，所以放学回到家时便发现漂亮的手套漂亮地丢了。挨了骂后，郁闷的睡去。再起来时，是一副新手套和母亲红红的眼。

　　冰城的雪景很美，这是后来才意识到的。儿时只记得在一夜大雪过后，去踩那能没过膝盖的雪坑。前几天收拾东西，看到高中时和父母在那个冬日的周末照的照片: 一场大雪之后的清晨，漂亮的雪挂，银色的世界，父母的微笑和傻乎乎的高中时的我。

　　那时，母亲好年轻。

　　春天时会有很大的风，而且故乡的春天好像很短；才几天的样子，便从零下的温度冲上了零上十几度，坚硬了一冬的冰会融化成水洼。穿着棉鞋很难躲过那些水坑，起码可以跟母亲这么说。幸好暖气还没停，每晚便把鞋放在上面烤，第二天总是可以干的。

　　五一左右就可以把封了一冬的窗户打开了。自十一后便被用封条封住的窗，经过一冬的风吹雪打，打开时会有很多灰。仔细地清理后，打开窗时迎面吹进的是微寒清新的春天气息。

　　风吹着吹着，树叶就绿了，花便也开了。尤其是那些香气扑鼻的丁香。这个五一时还跟母亲说起，家里亲戚打电话来，哈尔滨的丁香又开了。看着母亲微笑，心里也颇觉欣慰。

　　自到了北京后，母亲曾回去住过两三次，在那里过了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的。其实，母亲是很想那个叫哈尔滨的城市的，在观察室出来时，就说要直接回去。救护车都联系了，可母亲的状态却不能允许她回去了。按家里人的话，从北京到哈尔滨上千里的路，如果半路上出意外，前也不是家，后也不是家啊。所以，折中的方案，还是回了北京的家。可北京的夏天太闷热了，而空调又让母亲有风湿的双手双脚疼痛难忍，真的很矛盾。这也是为什么母亲一直认为哈尔滨的夏天比北京的夏天好的原因。

　　是的，哈尔滨的夏天确实凉爽舒适。就算白天时酷热非常，可屋子里即使不用空调也挺凉爽的。而夜晚更是可以舒适的睡去。睡去，舒舒服服的睡去。

　　夏天时是可以扑蜻蜓的，各种蜻蜓: 红色的，蓝色的，绿色的，花翅膀的。母亲做了捕蜓网交给我时会说句: 蜻蜓是益虫。而我会欢快地应付着，飞快的跑出去。那时，母亲应该是很开心的吧。

　　夏季会开运动会。开运动会可以不上课，而且会带好吃的东西。那时的运动会套餐都是标配的几种: 或者是蛋糕和茶蛋，或者是面包红肠，或者是米饭和炒鸡蛋。母亲会用一个铁饭盒装上那些美食，而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会哼着那个那时很有名的小调:"大米饭，炒鸡蛋，我家来个小坏蛋。"

　　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，已经确认了去上海读书；母亲准备着行囊，把那个蚊帐放进去时还说: 上海的蚊子毒，蚊帐是一定要带的。于是，在那个秋夏之交的日子，背着装有那个蚊帐的满满的行囊，望着火车窗外母亲不舍的目光，我离开了那个城市，然后一眨眼便是很多年过去了。本科，研究生，毕业工作；接着母亲退休，生病，透析；再回去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。

　　接母亲来北京时也是一个夏天，那时的北京还没有雾霾，母亲的病也还没那么严重，但母亲却仍说喜欢那个叫哈尔滨的城市。

　　到后来因为血压太低，出行已很困难时，母亲才终于同意去坐那个早已买好的轮椅。在坐上那个之后再也没能离开的轮椅时，母亲的心情我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当她说，以后不行了一定要回哈尔滨时，心里就暗下决心: 如果真到了那天，一定要送母亲回去。

　　母亲是今年夏天走的，在北京的家里。临走前几天，被病痛折磨着的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跟我和家人说: 回去，回哈尔滨。

　　明年，会回哈尔滨，带着母亲。母亲说过的，她要回去。

　　到底，怀念起，那个叫哈尔滨的城市了......